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渊不断收到关于佛教的奏报。有的官员建议加强对佛教的管理，限制其过度发展；有的官员则主张彻底灭佛，以绝后患。李渊陷入了沉思之中，他明白这是一个关乎国家未来的重大抉择。
在深思熟虑之后，李渊决定采取一种折中的策略。他下令限制佛教的发展，加强对寺庙和僧侣的管理，同时提倡儒家思想，弘扬忠孝之道。这一政策既避免了激烈的冲突和动荡，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佛教的过度发展。
然而，李渊的决策并未完全平息反对佛教的声浪。在唐朝初年，反佛的声音此起彼伏，傅奕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坚信儒家思想才是国家的根本所在，而佛教则是国家的敌人。他多次上书请求灭佛，但都被李渊以各种理由婉拒了。
在武德七年之时，傅奕再次上书请求灭佛。他认为佛教宣传的“不忠不孝”思想已经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予以根除。这一次，他的言辞更加激烈，甚至不惜以国家的安危为注。
李渊收到奏折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知道傅奕的忠诚和担忧都是出于对国家的关心，但他也明白灭佛之事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他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佛教本身的问题，还有国家的稳定、百姓的安宁以及朝堂上的各种势力平衡。
最终，李渊没有采纳傅奕的请求。他认为虽然佛教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问题，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全面否定。他相信通过加强管理和引导，佛教也能为国家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他也对傅奕的忠诚和担忧表示了感谢和尊重。
然而，就在李渊为国家的未来殚精竭虑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打乱了他的计划。在这场政变中，李渊的许多政策和计划都未能得到实施，包括他对佛教的抑制政策。
傅奕心中五味杂陈。他既为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忧，也为自己的灭佛理想未能实现而感到遗憾。然而，他知道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个人的意愿而停滞不前。他只能默默地期待着新皇帝能够继续推行儒家思想，为国家的繁荣稳定贡献力量。
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他采取了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他尊重佛教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也加强了对寺庙和僧侣的管理和引导。在他的治理下，唐朝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和稳定。
傅奕仍然坚持自己的儒家思想立场，他不断上书陈言儒家思想的重要性。然而，他也逐渐认识到佛教在民间的影响力和积极作用。他开始尝试将儒家思想与佛教相融合，寻求一种既能维护国家稳定又能满足百姓精神需求的治国之道。
在傅奕的努力下，儒家思想与佛教逐渐在唐朝社会中形成了和谐共处的局面。这种融合不仅促进了国家的繁荣稳定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多样性。傅奕的灭佛理想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他为儒家思想与佛教的融合奠定了基础使得中华文化在唐朝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