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给你的。”老齐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食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顿时眼前一亮。我手里有两只透明玻璃纸包着的果丹皮，还有几粒大白兔奶糖。
“谢谢老齐。”我一边剥了一粒大白兔塞进嘴里，一边笑嘻嘻地说。老齐真厚道。她总能收到来自上海的零食包裹，并且毫不吝啬地分给朋友。
老齐其实一点都不老，只比我大两岁。她大名齐康平，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的女儿。虽说在大学校园里长大，她全然没一点斯文淑女模样，不但外貌像“小子”，性格也跟男生差不了多少。
老齐之所以得了这么个雅号，一是源于她那1.7米的身高和高大的体魄，二是由于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和粗嗓门。在一帮叽叽喳喳高分贝的小女兵群里，她绝对称得上“老齐”。
老齐从来不喊我大名梁玉溪，也不像其他人那样叫我“小梁”，而是唤我做“梁子”。一开始我有些不习惯，觉得这个称谓未免粗俗，辱没我“才女”的身份。后来渐渐习惯了，觉得这个称呼其实蛮好的，很亲切。
我跟老齐相识于入伍第一天。那是元旦过后一个北风呼啸的日子，我和她差不多是那一年最后走进医院大门的新兵。
我们那一批新兵来源可谓广泛，既有来自“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的，也有来自“老少边穷”的。大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军队子女或军人的亲戚。也不知哪位高层领导下的命令，这家医院像水库开闸一般，呼啦啦一下子招进来百八十个女兵。那年头全国各地的大学还没开始招生，当兵无疑是年轻人最好的出路之一。
由于我当兵一事纯属临时起意，又因为当通讯兵还是卫生兵纠结了一阵子，以至于磨磨叽叽过了元旦之后才来医院。最早一批的郑京丽她们是头年十月底来的，我和老齐跟人家相比晚了两个多月。
老爸原本想让我去总参所属某通信部队。
“让咱闺女到她大奎叔那边去吧。当通信兵搞雷达，能学技术。”当我跟父母提出要当兵时，老爸说出了他的想法。
“那可不行。大奎那种雷达兵整年钻山沟沟，不能让我闺女受这个罪。再说了，他们说走就开拔老换地方，今后我想见我闺女一面那可难了。”老妈立即举出充分理由全面反驳。
于是在老妈百般阻挠下，本应去操控无线雷达设备的我，只好改穿白大褂了。
终于，我坐着老爸的草绿色北京吉普，摇摇晃晃进入了这家城乡结合部的军队医院。
入伍第一天，我拿着刚刚领到的新军装来到宿舍，正往身上比划呢，就看到一个穿着褪色旧军装，扎着两只刷子辫的瘦高个儿女孩子，也捧着新军装走进来。
“这是齐康平，上海来的。”领着女孩子进来的指导员对我介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