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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本国的材料,比来自外国的要亲切一些,就可因文而及于史了。我现在且随意举几个例,如:(1)外国人有肯挺身作证的风气,所以其定案不一定要用口供,中国就颇难说了。任何罪案,在团体较小,风气诚朴,又法律即本于习惯之时,罪名的有无轻重,本来可取决于公议。《礼记•王制》篇说:“疑狱泛与众共之。”还是这种制度的一个遗迹。外国大概和这风气相去还近,所以能有陪审制度,中国又较难说了。举此两端,即可见中国研究法学的人,不能但凭外国材料。(2)又如农民,大都缺乏资本,不能无藉于借贷。王安石的青苗法,现在大家都知道其立意之善了,然其办法不甚合宜,也是不能为讳的。其最大的病根,即在以州县主其事。人民与官不亲,本金遂借不出去,而官吏又欲以多放为功,遂至弊窦丛生。现在的农贷,主其事者为农民银行,与其人民隔绝,自不致如地方官之甚,然其于地方情形的不熟悉,亦与官吏相去无几,至少在他初办时是如此,然亦欲以多放为功,就有土豪劣绅,蒙蔽银行,伪组合作社,以低利借进,以高利转借给农民等的弊窦了。他如现在的游击队,固然和从前的团练不同物,然其理亦未尝无相通之处。又如复员,战士或者要归耕,其事亦非今日始有。此等处,本国已往的情形,亦必较外国的材料,更为亲切。大家都知道研究外国学问,不可不先通其语文,如何研究中国材料,对于本国文字,反而不求甚解呢?
丙
文字是要经长久使用,然后才会精深的,这是因为语言和文化,每相伴而发达。金世宗是民族成见最深的人,他不愿女真人和中国同化,于是竭力提倡女真文字,以之开科,以之设学。然他深病女真文字,不如中国的精深,曾以此意问其臣下。有一个对道:再多用些时候,自然要精深些。这话亦颇含真理。从前有个学生留学德国,一次有个德国人问他道:你看法文与德文孰难?他说:法文似乎要难些。这个德国人大为不悦,和他力辩,说德文并不容易,这事见于二十年前《时报》的欧洲通信上。此时语体文初兴,这位通讯员说:“现在一班人还敢以难深为中国文字之病么?”案文字要求通俗易解,亦自有一种道理,这位通讯员的话,也未免于一偏。然要通俗易解是一事,要传达精深的学术,亦是一事,这位通讯员的话,亦代表一方面的真理。
要研究中国学问,必须要看古书,这和要研究外国学问,必须读其名家专著一样,单读些近来人所著的书籍,是无用的。因为著书者必有其所悬拟的读者。近人所著的书,非不条理明备,语言朗畅,而且都站在现在的立场上说话,绝无背时之病。然其所悬拟的读者,大都是普通人,其标准较低,极精深的见解,不知不觉,遂被删弃。终身读此等书,遂无由和最大的思想家最高的思想接触。若昔人所著的书,但求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者,则多并不求普通人的了解,所以其内容虽极驳杂,而精深处自不可掩。这亦是治中国学问者对于本国文字不能不有相当程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