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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四周零星栽着几棵垂柳。可惜秀蓉既不知道莫奈,也从未听过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吃惊之余,端午又多了一个可以看轻她的理由。秀蓉想当然地沉浸在对婚后生活的憧憬之中。木槿编织的篱笆小院;养一只小狗;生一对双胞胎;如果现在就要确定结婚旅行的目的地,她希望是西藏。
她的絮絮叨叨开始让端午感到厌烦。她对眼前令人心醉的美景视而不见,可谓暴殄天物。只是可惜了那一塘莲花。不过,端午对她的身体仍然残留着几分意犹未尽的眷恋。每走几步就停下来与她拥吻。不论他要求对她做什么,不论他的要求是多么的过分和令人难堪,她都会说:随便你。欲望再度新鲜。她的温和和慷慨,把内心的狂野包裹得严严实实。
到了后半夜,秀蓉发起高烧。虽然端午不是医生,可他立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作出诊断,宣布那是由于浮凉和疲劳而引起的普通感冒,而感冒是可以被忽略的。凌晨时分,端午趁着秀蓉昏睡不醒的间隙,悄然离去,搭乘五点二十分的火车重返上海。临走时,他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就拿走了她牛仔裤口袋里所有的钱。这当然不能算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不仅不是一种冒犯,相反是一种友谊和亲密的象征。
他留下了一首没有写完的诗,只有短短的六行。题为“祭台上的月亮”。它写在印有“招隐寺公园管理处”字样的红栏信笺上。不过是临别前的胡涂乱抹,没有什么微言大义。秀蓉一厢情愿地把它当作临别赠言来琢磨,当然渺不可解。但诗中的“祭台”一词,还是让她明确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牺牲者”的性质,意识到自己遭到抛弃的残酷事实。而那个或许永远消失了的诗人,则既是祭司,又是可以直接享用供品的祖先和神祇。
但端午并没能消失很长时间。
一年零六个月之后,他们在鹤浦新开张的华联百货里再度相遇。谭端午装出不认识她的样子,但没有成功。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迫不及待地结了婚。
婚姻所要求的现实感,使得那个中秋之夜以及随后一年多的离别,重新变得异常诡异。双方……